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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侣交往期间，用转账、发红包、送礼物等方式来表达爱意、增进感情的方式十分常见。那么如果两人分手，恋爱期间给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两个案例：
2018年12月，小樊和童童确立恋爱关系，并于2019年3月同居。由于工作原因，小樊每月只能回家1-2次。
交往期间，小樊为童童购买了价值上万元的手表、手机、电脑等物品。童童准备出国留学时，小樊为其支付中介费、学费10万元，并提供25万元作为留学保证金。此外，小樊还多次转账承担童童的日常开销，将工资卡交由童童保管，计划用于日后结婚所需，并在此期间多次表示想早些举办婚礼。2019年3月至8月间，小樊累计向童童转帐58万元。
2019年7月，两人发生争吵，童童退还了留学保证金。国庆期间，双方和好，并一同到小樊老家看望父母。同年十月底，两人再次发生争吵，最终分手。分手后，小樊要求童童返还58万元未果，遂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自己给的58万元是保管。即便认定为赠与，该款项也不同于一般日常开销和礼物馈赠，实质是以结婚为目的的，属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。现双方已经分手，童童应当返还该笔款项。
小樊自称家境富裕，通过给与钱款追求自己。自己帮助小樊成功减肥，小樊为表达爱意和谢意而转账。2019年1月至3月，小樊为表达爱意陆续转账46万元，童童被其线月开始同居。同居后转的12万是共同生活开销。双方没有保管关系，更没有谈婚论嫁，不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，因此拒绝返还。
原告主张款项系保管，但无证据予以佐证，本院难以采纳。鉴于双方曾系恋人关系，被告主张款项系赠与，符合情理，本院予以采信。本案案由调整为赠与合同纠纷。
除讼争款项外，原告多次为被告购买礼物，支付留学费用，款项均直接支付至商户。原告另多次转账表达爱意或承担被告开销，除1笔1万元外，其余金额多为几百至几千元不等。
而本案争议的58万元系由20万元、6万元和数笔5万元银行转账组成，其给付方式、金额明显区别于一般财物赠与。被告称其中46万元系原告感谢其帮助减肥，缺乏依据，本院不予采信。被告主张同居期间共同开销12万元，并提供消费记录，但仅可印证被告有相应消费行为，其中女装、美甲等并非用于共同生活。且考虑到双方实际相处时间较少，被告主张日常消费均为共同生活开销明显不合常理。此外，原告已通过代付、转账等方式承担被告部分开销。原告主张以结婚为目的交往，相关赠与款项系附条件的法律行为，本院予以采纳。
2014年8月，东东和小余通过网络相识，不久后确立恋爱关系。恋爱后，东东立即为小余购买了包包和鞋子。小余提出想买车时，东东也立即答应。2015年1月，东东将银行卡交给小余，并转款50万元。2015年1月底，小余用上述款项购买价值37万元的奔驰车一辆。2015年2月中旬，双方结束恋爱关系。
购车款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，现在结婚目的无法实现，小余继续占有钱款有失公平，构成不当得利，故要求小余返还37万元购车款。
双方本来是情侣，但期间东东和多名女子保持恋爱、情人关系。购车款是东东自愿赠与，并不涉及婚约。赠与已经完成，不可撤销，所以不同意返还。
审理中，小余提供2015年2月间东东与id为梦梦、萝莉、木木三位女性的聊天记录，内容如下：
②萝莉：到家了？东东：为啥不加快发展。萝莉：慢热。东东：我也不是激情与任性，但考虑到你，我明天就分手，为啥不浪漫一点，我在网上查下酒店预订吧。
东东表示聊天记录是真实的，自己与这三位女性和小余是同一时间段联系的，交往都是为了恋爱。但都只是聊天，没有发生关系。
本案中金钱给付行为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。东东赠与钱款发生在1月底，与其他三名异性聊天的时段为2月1日至15日。东东同时与四名女往，难以认定其与其中任何一方存在明确的结婚意向，其主张赠与以结婚为目的，也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。东东给予小余的钱款系自愿赠与，财产也已交付完毕。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后，除法定事由或取得受赠人同意外，赠与关系不得撤销。东东认为该钱款系不当得利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东东不服一审判决，上诉称：提供购车款是以结婚为前提，实为聘礼。为加深感情，自己多次邀请小余回家见父母，也多次与小余父母吃饭。在未结婚、同居的情况下，小余应当返还车辆。小余提供的聊天记录具有网络虚拟特征，有失真实性，不能证明购车不是以结婚为目的。请求撤销原判，改判支持东东的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。
本院认为，赠与钱款的行为发生在双方相识不久，虽然双方认可恋爱关系，但恋爱期间的赠与并不必然以缔结婚姻为目的。根据现有证据，购车时双方关系尚未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，且从东东与其他女性的聊天记录来看，难以认定其具有与小余结婚的真实意愿。因此，该笔购车款不能认定为结婚而给付的彩礼。东东虽不服原审判决并提出上诉，但二审中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，也未提交新的证据，故本院认可原审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。
综上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，判决并无不当，本院予以维持。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上述两个案例中，法院裁判结果大相径庭的核心原因在于法院对款项性质的认定不同。
案例一中，法院认为转账系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，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：其一，转账金额上，58万元转账由20万、6万和数笔5万元等较大额转账构成，与承担生活开销的几百、几千元转账有区别；其二，收款对象上，58万元均转给女方，而买礼物、留学费用大多直接转给对应商户。其三，共同开销上，男方长期在外工作，客观上共同花销有限，且已经通过转账、代付等方式承担部分生活支出，女方提供的凭证无法说明都是共同开销。其四，结婚意愿上，男方上交工资卡用于日后结婚生活，并多次表示想早些办婚礼。因此，法院认为58万元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，分手后应当返还。
案例二中，双方的感情状态与案例一不同。该案中男方同时与多名案外女性有亲密的聊天记录，故无法判断男方与女方有结婚的意愿，法院认为是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。对于这类款项，转账完成后赠与人通常无法撤销，因此法院不支持返还。
通常是情侣为表达爱意、增进感情而进行的赠与，金额一般不大，符合日常生活开销的范畴。转账时间、金额可能有特殊寓意，例如在一方生日、情人节发的520、1314的红包，或者在交往过程中的双方生活开销，如直接为另一方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等。这类赠与在转账完成后，赠与人通常不享有任意撤销权，即无法要求返还。
通常指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，一般金额较大，如购买房、车或其他贵重物品的款项、结婚聘礼等，当结婚的目的无法实现时，赠与所附的条件未成就，赠与一方可撤销该赠与行为，要求对方返还财物。
通常情况下，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完成之后则无法要求返还，而附条件的赠与在分手之后则有可能需要返还。转账的性质可以参考以下因素：
如果已经同居、举办求婚、订婚仪式，可能视为处于谈婚论嫁的阶段，这期间为购房、购车等支付大额款项更倾向于系附条件的赠与。但如果双方并没有明确的结婚计划，且转账金额也不高，则更有可能被认定为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。
为共同生活而支付给特定商户的小额开销通常被认为一般赠与，但如果金额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开销范畴，且支付给恋爱对象的，则有可能被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。金额大小的判断会结合双方收入情况、日常消费习惯、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。
转账时明确约定购买特定商品、服务，或是约定作为特定纪念日/生日/节日红包的，能更倾向于认为是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。如果备注或者聊天记录中有明确的以结婚为目的等表述的，可能认为是附条件赠与。
如果转账被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，且未用于共同生活的，返还比例通常较高，甚至全额返还（如案例一），但若已用于共同开销且有对应凭证的，返还金额可能有相应扣减。实务中，法院可能会结合交往期间的花销情况酌定相应金额。如果转账被认定为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，通常无需返还。
另外，对于双方达成合意并实际交付的借款，可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要求返还；对于性质难以认定的金钱往来，若一方占有缺乏法律依据的，有可能以不当得利予以认定；对于明确约定为彩礼的款项，可参照彩礼返还的相关规定处理。
爱情固然美好，但昔日爱侣也可能为了金钱“反目成仇”。真诚与信任是维系关系的根本，而法律则是维护双方权益的最后防线，恋爱要真心，也要理智。
执业8年，办理800余起婚姻家事案件，擅长离婚纠纷、协议离婚、财产纠纷、抚养权纠纷、赠与纠纷、继承纠纷、股权纠纷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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